中評社台北1月15日電（作者 張榮恭）即將離任的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接受美國權威期刊“外交事務”專訪表示，他在任內不斷敦促中國大陸應與民進黨政府對話，並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與此同時，海基會秘書長羅文嘉在新一年的首場背景說明會喊話大陸海協會應與海基會恢復例行往來；海基會董事長吳豐山於去年最後一天也作出了同樣呼籲。
美國若是期待中國大陸無條件和民進黨政府對話，而後者又走“台獨”路線，無異於要求大陸接受“台獨”政權，此種期待便完全脫離現實，幻想過頭。當前民進黨政府亦為如此，即希冀以拒絕正視一個中國、否定九二共識的立場，謀求恢復兩岸協商機制，這同樣不切實際，毫無實現的可能。
全球183個和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均以一個中國作為雙方根本性的政治基礎，無論這些國家對台灣地位的表述是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或認知中國大陸主張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仍都同意不與台灣發生官方關係，此即一個中國的要素。而迄今尚與台灣保持“邦交”的12個微小國家，也都未與中國大陸發生官方關係，這也是一個中國的體現。因此，世界上並未出現被承認的“兩國中國”或“一中一台”，遑論“台灣獨立”。
全球之所以要表態一個中國，係因台灣問題的存在，那麼台灣自己作為核心點，如果以為可以閃躲一個中國，或者否定能夠有效處理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便成了全球唯一異數，必然無從與大陸正常互動。歷來的民進黨政府就是陷入這樣的困局，陳水扁的八年和蔡英文的八年均如此，“台獨”言行更激進的賴清德不僅無法突破，甚至只會加劇台海動盪。
1971年美國尋求與中國大陸發展官方關係之初，以及1992台灣啟動和大陸開展協商之始，都曾面臨如何回應大陸主張的一中原則。美方的方式是承諾“三不”／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台方的方式是達成兩岸求同存異的九二共識。總之，一個中國是全球包括台灣面對大陸時，怎麼樣也廻避不了的。
1971年7月，季辛吉首度秘訪北京，行前，尼克森形容此為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水嶺；季辛吉更向尼克森誇口說，應該是南北戰爭之後的外交大事。根據隨行的何志立透露，季辛吉在周恩來面前滔滔不絕，直到季辛吉唸出何志立草擬的“三不”，周恩來才說這樣可以開始會談了。可見唯有確認一個中國，才能開啟中美對話。
同年10月，季辛吉二度前往北京商討兩國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美方的表述為“認知到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衹有一個中國”。這句話是季辛吉的助理羅德從美國國務院1955年的檔案中找出來的。當年代號為“神諭oracle”／一項未能實施的中美談判的該檔案裡，準備了這句關鍵性的措辭，並於1972年2月成為上海公報中的美方表述。於此再度可見無論文字如何調整，一個中國始終是中國大陸最為堅持的立場，任何欲與中國大陸發展政治關係的國家，都不能不做出一定程度的正面回應。
台灣也曾予以有效處理。前總統李登輝為了打破兩岸沒有法制化溝通平台的局面，於1990年10月在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11月，設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1月，行政院設立大陸委員會；2月，國統會制訂國家統一綱領；4月，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前往拜會大陸國務院台辦，獲告“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意即除了台灣已經單方採取的行動外，尚須兩岸雙方取得共識。
1991年11月，大陸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1992年3月，海協會公開聲明兩岸交往須先明確是中國人內部事務？還是兩國之間事務？於是同年8月，李登輝主導的國統會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作為10月海基會與海協會在香港協商如何表達一中原則的根據。
經過香港協商及兩會函電往來，雙方對一中原則求同，對一中涵義存異，形成了九二共識。易言之，台灣若拒回應一個中國，即無可能構建兩岸協商機制。當年台灣執政者為此採取了一系列積極行動。當前，掌權者既然鼓吹所謂“國與國互不隸屬”，就沒有可能重啟協商，海基會相關人士再怎麼喊話，其實都無濟於事，人們也不值得保留想像空間。
海基會董事長吳豐山要求大陸說明“中華民國”在九二共識中的位置何在，殊不知當年香港協商之後，兩岸的共同作法是在確立一中原則的同時，擱置對一中涵義的分歧，也就是擱置政治爭議，開展事務性商談。因此，如果現在台灣要談難度最高的政治稱號問題，勢須進行政治談判，但是民進黨政府準備好了嗎？或者有此意願了嗎？這需要由執政者來回答。否則，不如回歸原本對一中原則求同、對一中涵義存異，進而廣泛推進事務性商談以謀兩岸和平來得對台有利。除非掌權者所圖的是毀台滅台的兩岸戰爭。
目前海基會相關人士認為當年香港協商沒有達成結論，然而若是如此，大陸豈有可能同意進行1993年4月歷史性的辜汪會談？而若仍要堅稱當年沒有簽署關於九二共識的文件，那麼民進黨政府如果真有復談的誠意，何妨由海基會重新宣讀1992年在香港向海協會提出的表達方案：“在海峽兩岸都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如此一來，何愁大陸不會做出正面回應？問題在於民進黨政府拒不認同國家統一，也不接受一中原則，兩岸遂不存在保留對一中涵義不同認知的迴旋餘地，原本的協商機制只能繼續停擺。
此一狀態的詭異和反常之處，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無論再怎麼抗中抑中，仍與中國大陸維持邦交，雙方保有溝通及合作的許多管道，反而位居要害、首當其衝的台灣，既不回應一中原則，亦無自己的一中政策，以致失去和大陸原有的正式聯繫平台；民進黨政府成了全球唯一無法和大陸當局良性互動的實體。海峽兩岸連事務性商談都無法進行，高層次的台海和平穩定更不可得，以致危及台灣安全。
因此，伯恩斯雖對“外交事務”期刋表示兩岸分歧應和平解決，但客觀來說，根本沒有操作的方式與機會。早在1971和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先後向周恩來要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時，周恩來即反覆說明了中國大陸只能同意“爭取和平解決的前景”，無法保證和平解決，原因是當台灣當局拒絕政治談判時，和平解決便會落空，所以大陸只能表達“爭取”。於是此一表述成了上海公報中的美方聲明之依據。
如今，大陸對台政策的訴求是“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畢竟對大陸而言，和平解決的方向必然為國家統一，總不能同意兩岸和平分裂。這正愈加成為台海局勢的嚴峻挑戰，而意圖把兩岸關係變質成兩國關係的民進黨政府，又更升高這項挑戰的程度及催促挑戰到來。民進黨政府以為否定了九二共識，便抵制了統一目標與一中原則，其實是不懂得或者蓄意忽視九二共識能夠擴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時間及空間，使兩岸可在充份的時空裡交流對話、互利融合，足以免除台灣遭受急統或武統，這才符合台灣民眾安居樂業的需求。
（本文作者張榮恭為中國國民黨前副秘書長、前大陸工作會主任）
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 張榮恭：沒有一中原則 何來對話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