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志中特稿) 罷免權，作為民主機制中的關鍵一環，旨在賦予公民對民意代表進行問責與監督的權力。2025年台灣首波「大罷免」全數失敗，主因在於策略誤判與結門檻並行——罷免陣營不僅在正當性與論述上未能說服中間選民，亦面臨高投票與門檻設置的制度障礙，同時藍白兩黨有效動員固守基本盤，令罷免行動未能突破六比四的選民結構。深入剖析此次罷免行動失利的深層因素。以下歸納出四大核心面向，共計涵蓋多項關鍵影響因素，共同形塑了此次罷免結果。
一、策略擬定與目標設定的挑戰
任何政治行動的成敗，首要取決於其策略基礎與目標的精準性。此次罷免行動可能面臨以下策略層面的關鍵挑戰：
- 目標選定的正當性爭議： 被罷免者或許仍擁有相當民意基礎，或其所涉爭議尚未構成社會普遍認可的重大過失。這使得罷免方難以提出具備廣泛共鳴的理由，甚至可能被對手成功塑造成「政治追殺」，反而贏得中間選民的同情，削弱了罷免行動的正當性與號召力。
- 核心議題的凝聚力不足： 罷免方未能成功提出一個足以激發民意的憤怒、具高度爭議性，且能持續聚焦的議題。這導致罷免訴求顯得模糊或空泛，難以有效觸動中間選民的參與意願，使其未能成為選民高度關注的焦點。
- 時機選擇與環境評估失準： 罷免行動的推動時機可能與當時的重大公共事件（如全國性疫情、重大災害或社會焦點）有所衝突，分散了公眾注意力。此外，若推動罷免的政黨（民進黨）自身近期施政滿意度就不高，也可能連帶影響選民對其所倡議罷免案的支持度，形成「連動式」的負面效應。
- 領導統籌與動員力欠缺： 整場罷免運動缺乏一位具備足夠公眾影響力、號召力與統籌能力的領導人物。未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凝聚支持者向心力，導致運動整體推動力道不足。
- 對手反制策略的成功： 被罷免者及其所屬政黨（如國民黨）成功運用反制策略，將罷免案定調為一場政治鬥爭或報復，不僅有效鞏固了自身支持者的向心力，更可能激發其反彈情緒，將「罷免同意票」轉化為「反罷免支持票」。
二、組織動員與執行力的侷限
成功的罷免行動仰賴強大而高效的組織執行力與選民動員能力。在此方面，民進黨的罷免案可能遭遇以下障礙：
- 選民動員效率的挑戰： 在罷免案推進過程中，民進黨未能有效整合其核心支持者，尤其是被視為傳統票倉的年輕世代或特定族群。這導致整體投票率未能達到罷免所需的法定門檻，凸顯其在催票與實質投票執行上的效率有待加強。
- 基層組織與地方連結的障礙： 在地方層面，罷免行動可能未能獲得足夠的地方派系或基層組織支持，甚至遭遇潛在的抵制或消極配合。這嚴重影響了資源的有效佈局和動員效果的廣度與深度。
- 合法性爭議與資源限制： 罷免運動在連署階段可能出現程序爭議或瑕疵，例如被質疑有造假、無效簽名等情況，進而損害了其行動的正當性。同時，有限的競選資金與宣傳資源，也可能限制了全面的資訊傳播與活動組織能力，削弱了罷免論述的影響力。
- 法律門檻的客觀挑戰： 臺灣現行的罷免制度設有相對較高的同意票門檻（如需原選舉區總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在選民普遍冷漠或缺乏強力議題支撐的背景下，要達成此一目標極具挑戰性。
- 政黨內部協調的影響： 民進黨內部存在派系之間的潛在分歧或資源分配考量，影響對罷免案的協調與全面執行，導致力量無法有效整合，形成功虧一簣的局面。
三、社會氛圍與民意脈動的影響
除了內部的策略與組織因素，外部的社會與民意環境也對罷免案結果產生深遠影響：
- 選民的政治疲勞與冷感： 頻繁的政治攻防與社會對立，使得選民普遍感到疲憊和厭倦。尤其對於立場較為中立的選民而言，他們可能更傾向於維持現狀，將罷免案視為一場無益的政治惡鬥，從而選擇不參與投票。
- 兩極化政治結構下的反彈： 在臺灣高度藍綠對立的政治生態下，被罷免者所屬政黨（如國民黨）的支持者往往能高度凝聚，並展現出積極的投票防守態勢。罷免案本身若被視為特定政黨的政治報復，更可能激發對手支持者的強烈反彈，導致罷免方的得票數難以超越反對票。
- 媒體與輿論的導向： 若主流媒體或社群平台未能形成有利於罷免方的輿論大勢，或甚至出現反向的導向，將嚴重削弱罷免論述的傳播力與說服力，難以有效形塑有利的民意。
- 民生經濟議題的優先性： 當前選民普遍更關注物價上漲、就業機會、經濟發展等民生議題。相較之下，罷免案的政治操作可能未能引起足夠的關注和共鳴，無法使其在選民的「議題優先清單」中脫穎而出。
- 歷史經驗的負面預期： 臺灣過去罷免案成功率普遍偏低，這可能在選民心中形成一種集體性的「罷免不易成功」的悲觀預期。這種預期可能降低選民的參與意願，使其覺得即便投票也難以改變結果。
四、宏觀環境與潛在外部效應
除了上述直接因素，一些宏觀層面和外部情勢也可能間接影響罷免案的走向：
- 整體執政氛圍的負面連動： 若推動罷免案的執政黨（民進黨）近期整體施政表現不佳，或其社會滿意度呈現下降趨勢，其所推動的罷免案可能連帶受到負面影響，削弱選民的支持意願。
- 社會分化加劇的反效果： 罷免案若被過度操作，被社會普遍視為加劇內部對立與分化的工具，可能反而激發選民的反感與反對，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
- 國際局勢的間接分散： 兩岸關係的緊張、國際重大事件或全球經濟情勢的變化，可能間接影響選民對國內政治議題的關注度與投票態度。在宏大局勢下，罷免案在整體議程中的優先順位可能降低。
- 缺乏國際關注或外部支持： 若國際輿論或外部勢力未明顯介入或表態支持罷免案，也可能降低其在全球或國內的熱度與關注度，未能形成外部推力。
綜上所述，民進黨此次罷免案的失利，是政治策略、組織動員、社會民意脈動以及宏觀環境等多重因素複雜交織的結果。這不僅反映了臺灣罷免制度較高的門檻與挑戰，也深刻凸顯在複雜的政治運動中，精準的目標設定、具說服力的議題訴求、高效的組織執行，以及對台灣民意脈動的深刻理解，乃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成功要素。
展望未來，任何意圖透過罷免達成政治目標的行動，都必須從這些多維度面向進行更為深入、全面且細緻的評估與規劃，方有可能突破重重難關，在臺灣「民主問責」的道路上，實現其預期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