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大罷免的全面潰敗負責？當25案罷免無一通過、投票率普遍低迷，這時候大家開始找戰犯，有人歸咎發起人、有人指責民眾冷漠，甚至有聲音將矛頭指向總統賴清德要負全責，認為執政黨沒有全力支持導致罷免草草收場。然而，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於某一個人或單一政黨，而在整場罷免運動從議題設定、戰略節奏到組織協調全面失靈。正如一些評論者說的，政治不是「誰說得比較對」，而是「誰做得比較到位」。這次失敗的根源，正是理念無法轉化為行動，價值難以說服選民。
議題錯置：「反共」語彙與時代脫節
這場罷免試圖以「反共」作為核心議題，寄望透過國族情感喚起選民共鳴。然而，「反共」早已是上個世紀的政治語彙，對外省第二代來說更像是父執輩的歷史執念，難以成為現代選民的動員口號。堅守反共立場的藍軍傳統基本盤早已凋零，當代藍營則多將「反共」視為「反中」、進一步等同於「反統一」，自然不可能支持罷免。相比之下，藍白陣營主打的「普發一萬元」訴求簡單明確、具體可感，選民有「投票就有好處」的直覺。而「反共」訴求則過於抽象，無法說清楚「不罷免會失去什麼」，更無法激起行動。理念若無法轉化為具體利害，就只能停留在口號層次。
戰略失當：戰線拉長分散火力
罷免團體一次推動25案，表面上氣勢驚人，實則戰力分散，完全無法聚焦。缺乏主攻目標與節奏規劃，使資源配置與社會關注全線拉薄，更糟的是，這種全面清算的姿態反而激起國民黨強烈危機感，形成基層防衛性動員。「亡黨感」取代了被罷免者的個人責任檢驗，使藍營整體凝聚起來自保反擊。當罷免變成一場泛藍的大型集體對抗，而非針對具體惡行的個案挑戰，勝負便已逆轉。
造勢失焦：網紅主導的流量綁架
罷免造勢過程中，網紅與名嘴掌握主導權，聲量雖大，卻未能有效對接基層組織或中間選民。名嘴、網紅等人或許擅長口水戰與娛樂，但缺乏政治節奏與整體策略。當輿論空間被流量綁架，行動就容易淪為自我感動的表演，與實際投票動機脫節。社群熱度難以轉化為選票，而這場罷免行動，就是典型的「萬人響應一人到場」案例。罷免失敗的背後，不只是選民冷感，更是造勢主導權錯置。
組織渙散：缺乏政治協調主體
這場罷免雖來自民間自發，實則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協調主體。民進黨在其中採取觀望與有限支持的態度，未能發揮政黨應有的節奏掌握與資源配置角色。反觀民間領銜人多為素人，組織能力參差不齊，有些更捲入私德爭議，使整體罷免行動缺乏可信度與統一口徑。當政黨不領軍、民團無整合，罷免就變成一場群龍無首、各自為政的行動，組織力的崩解成為注定的敗因。
論述貧乏：綠政策會的角色錯位
作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義川在罷免期間頻繁發聲，卻未能扮演好策略規劃與節奏統籌的角色。他多次在節目中高調評論罷免案，言辭犀利卻缺乏選戰主軸設計，甚至對特定罷免對象的批判，反成對方鞏固支持的助力。作為政黨政策的代表，王義川理應協助建立罷免的政治正當性與說服邏輯，但最終卻讓政策論述讓位於口水攻防。這類「失控的高調參與」，不僅無助於動員，反而加深罷免行動的輕佻與失焦印象。
外部變數：時勢不利的客觀因素
除了策略與組織面的缺陷，外部局勢的變化也對罷免投票造成影響。近期台美關稅談判形勢不明朗，引發出口產業與中小企業對經濟未來的不安，轉移了社會部分關注焦點。而在丹娜絲颱風來襲期間，中央與地方對於災情反應與應變機制飽受批評，也讓罷免議題被壓縮在災後輿論與行政檢討中。面對突發事件與民生壓力，選民更傾向觀望而非投入，這些因素雖非直接導致罷免潰敗，卻進一步稀釋了本就薄弱的投票動能。
心理誤判：高估正藍軍，低估亡黨感
罷免陣營最大的誤判，在於高估中間選民會倒戈，卻低估藍營基本盤「救黨圖存」的投票意志。藍白一邊發錢，一邊強調「亡黨感」，激起基層危機意識，反而更加凝聚。而罷免方訴諸價值與道德，卻無法讓選民具體感受「不投票會損失什麼」，情緒操作的效力也被對手的現實利益攻勢所稀釋。當罷免節奏撞上「普發萬金」時機，其聲勢自然被邊緣化，註定淪為社會噪音而非投票動力。
制度檢討重於戰犯追究
大罷免的失敗，是一場從議題到節奏全面錯置的政治操作，也是一次民間動能與政黨資源無法整合的行動實驗。失敗的因素很多，從策略誤判、流量綁架、組織斷裂到對選民心理的誤讀，民進黨在其中並未主導，也未主打，責任不應全由賴清德承擔。與其深陷戰犯追究，不如正視制度與策略的缺陷。對行政團隊而言，更重要的是儘速回歸政務，用執政的成績說服選民，以實際表現回應社會的不安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