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龍
2025年7月26日，台灣首次舉行全國性「大罷免」投票，針對24席國民黨立委與1位無黨籍市長進行罷免挑戰，最終全數未達罷免門檻。此一結果不僅是憲政制度與政黨政治的交錯展現，更突顯總統在民主政治中的象徵與實質角色。本文將從政治觀察者角度，從憲政制度設計、政黨動員策略與總統賴清德的政治定位，探討台灣民主政治的深化與挑戰。
一、憲政制度與罷免機制的制度性反思
台灣憲政制度保障人民透過選舉與罷免表達政治意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設有雙重門檻：同意票須多於不同意票，且達選區選民總數25%以上。此次罷免案雖投票率普遍超過五成，但無一席達成罷免條件，顯示制度設計對罷免成功的高度限制。
此制度設計固然防止濫用罷免權，維持政治穩定，但也可能削弱民意對民代問責的實質效力。尤其在「朝小野大」的國會格局下，罷免成為執政黨試圖翻轉權力結構的工具，其正當性與制度設計的平衡，值得進一步檢討。
然而,民進黨卻在這樣客觀不利的條件下，未經黨的決策機制討論過程,驟然由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以及由不分區立委沈柏洋等人發動大罷免運動，本就為民進黨的後續的動員埋下變數。又與其花費比擬大選的投票建置經費搞大罷免，還不如解散國會全面改選，不僅可由全新的民意主導國會運作，也可建立可長可久的憲政慣例，避免被人民誤認為是政治鬥爭的惡罷，失去選民信任。
二、政黨政治的動員與對抗
此次罷免案由公民團體發起，獲得民進黨支持，目標直指國民黨立委，意圖改變立法院朝野比例。然而結果顯示，國民黨成功動員基本盤，守住所有席次，展現其在地方組織與選民動員上的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立委的不同意票數明顯低於2024年選舉得票數，顯示其支持基礎有所流失。這反映出選民對特定立委的不滿，但在政黨動員與制度門檻的雙重作用下，未能轉化為罷免成功。
民進黨方面，雖投入資源與論述，但未能有效整合中間選民，反而激化藍綠對立，使選民投下「反感票」以反制執政黨。這種情緒性投票行為，顯示台灣政黨政治仍深陷對抗式格局，缺乏理性政策辯論空間。
另外，觀諸立法院從去年以來的亂象，許多荒謬的提案以及發言大多來自不分區立委，而這正是中國滲透台灣國會的破口。由缺乏直接民意基礎的不分區立委刻意制定配合中國統戰的法案，扭曲誤謬的親中論述離間台灣人能對政府以及民主政治的信任，這是台灣選舉制度非常大的漏洞，就算是大罷免也罷免不了這些不分區立委。唯一堵漏的方式就是解散國會，全面改選，或是取消不分區立委的席次，全部直接民選。
三、總統角色的象徵與實質影響
總統賴清德在此次罷免案中扮演關鍵角色。作為民進黨主席，他不僅公開表態支持罷免行動，更下達動員令，強調「反共護台」的國家方向。此舉將罷免行動提升至國家認同與安全層次，賦予其高度政治意涵。
然而，罷免結果未如預期，反映出總統論述未能有效說服多數選民。部分評論認為，賴清德過度依賴民調與黨內評估，忽略民眾對罷免策略的疑慮與疲乏。此外，罷免失敗後，賴總統未進行人事調整或政策轉向，引發黨內檢討聲浪，質疑其領導風格與政治判斷。
從制度面觀察，台灣採準總統制，總統雖不需國會信任投票，但其政策推動仍受國會結構制約。此次罷免失敗，意味著賴總統未能改變「朝小野大」格局，未來施政將面臨更大挑戰。總統角色雖具象徵性，但在制度運作中仍需仰賴政黨協調與社會共識。
四、民主政治的深化與風險
此次罷免案雖未成功，卻展現出台灣民主制度的成熟與韌性。投票率高、程序合法、結果和平接受，皆為民主運作的重要指標。總統與各政黨皆強調尊重民意，呼籲朝野對話，顯示政治文化逐漸走向理性與包容。
然而，罷免頻繁化亦引發制度性反思。部分學者建議縮短立委任期至兩年，以減少罷免需求並提升問責效率。另有觀點認為，應強化政黨內部民主與民代評鑑機制，讓選民能在常態性制度中監督民代表現，而非依賴罷免作為唯一出口。
此外，罷免案的失敗亦可能加劇國會對抗，挺過罷免危機的立委未來恐更強硬對抗執政黨，導致政策推動困難。這種政治僵局若未能透過制度改革與政治協商化解，恐將削弱民主制度的效能與正當性。
結語
2025年台灣大罷免投票結果，雖未改變立法院結構，卻深刻揭示憲政制度、政黨政治與總統角色的互動張力。罷免制度的高門檻設計、政黨動員能力的差異、總統論述的政治效應，以及選民情緒的投射，皆構成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面向。
作為深愛台灣的公民一份子，我們應持續關注制度設計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落差，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問責性的民主機制，讓台灣民主不僅在形式上成熟，更在實質上深化。罷免案的落幕，不是民主的終點，而是反思與改革的起點。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主席室副主任、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