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當台中市政府推動的兩項重大公共工程——「台中市巨蛋體育館」與「太平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分別以規劃組與施工組首獎的姿態，獲得中華建築金石獎的高度肯定，並迎來國家高層長官的接見，這不僅是台中工程界的佳話，更成為一個引人深思的治理迷思：台灣，公共工程的成功是否已過度依賴「獎項」作為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
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該肯定工程團隊的專業成就，而在於我們是否正在經歷一場系統性的治理「邏輯錯位」：用「得獎能力」來取代對公共利益負責的「治理能力」。正當這些工程被納入典型的「成功敘事」時，我們必須冷靜審視：當獎項被異化為台灣工程界最核心的績效指標（KPI）時，是否已綁架了台灣公共建設的決策方向？
獎項作為KPI：短視治理的制度警訊
在台灣的行政體系中，公共工程獎項的價值早已超越了專業的肯定，實質上成為台灣各級政府進行政績敘事、內部考核，甚至是影響升遷與預算分配的關鍵要素。從「金石獎」、「金安獎」到各類公共工程優良獎項，「得獎數量」往往被默認為施政成果的硬通貨。
然而，這套評鑑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多數獎項評比的維度，高度集中在前端（Front-End）指標：設計的創新性、施工的精準度、如期完工的能力，以及視覺或技術的亮點。它們極少，甚至完全不會，納入後端（Back-End）的關鍵指標，例如：
1. 長期營運效益（Operational Efficiency）：設施完工後的財務永續性。
2. 公共服務績效（Public Utility）：實際使用率、社會效益與目標群體涵蓋率。
3. 全生命週期成本（Whole Life-Cycle Costs）：長期的維護、折舊與退場機制。
當一個工程在尚未真正進入使用生命週期，效益尚未經受市場與市民檢驗之前，就被賦予「成功」的標籤，制度自然會傾向於追求「最易得獎」的工程，而非「最符合公共需求、最具長期效益」的工程。這正是典型的「獎項治理」（Award-Driven Governance）陷阱。
台中巨蛋：設計高分背後的「財務風險」盲點
「台中巨蛋」工程憑藉國際級建築師隈研吾的操刀，在規劃階段即展現出高辨識度的美學設計、專業聲學配置與巨大的容量優勢，在規劃組奪首獎是專業實力的體現。但此刻最應被制度性追問的，不是「設計是否優秀」，而是「其未來對地方財政的影響是否可控？」
國際經驗已將大型體育與展演場館列為「高財務風險公共設施」。全球諸多巨蛋型場館案例顯示，若缺乏穩定的多元營運的模型，場館往往在數年內即轉為地方政府財政的長期包袱或「維護黑洞」。
弔詭的是，這類涉及數十億元資金的「後端財務風險」和「營運可行性分析」，在台灣的工程獎項評鑑中幾乎是缺席的。
換言之，一座尚未營運、尚未面對市場與市民壓力檢驗的巨蛋，僅憑規劃設計就已獲得政府制度上的「最高認證」。這充分暴露了當前KPI設計的嚴重失衡：我們獎勵了風險最小的階段（規劃設計），卻忽略了風險最高的階段（長期營運與維護）。
社區型設施：從「交付」到「價值」的治理缺口
相較於巨蛋的象徵性意義，台中市太平國民暨兒童運動中心這類社區型設施看似更直接貼近民生，但其面臨的治理邏輯困境卻是相同的。
在現行體系中，此類設施的成功仍高度聚焦於：「如期完工」、「施工品質優良」、「硬體設施齊全」。這些是建設的起點，卻不應是治理的終點。北歐與新加坡等國的公共設施治理，其核心績效指標早已轉向：
設計完成度、施工優良率 : 啟用三年後的實際使用率（分時段、分年齡層）。
設施創新亮點、剪綵速度 : 對在地居民健康支出與醫療成本的降低效益。
跨局處工程推動效率 : 在地運動社群的形成與社會資本累積。
台灣工程界治理的邏輯仍深陷於「蓋好、得獎、剪綵」的三段式迴圈。這種「完工即交差」的思維，無法迫使地方政府將精力從工程推動期，延伸到營運評估期，更遑論建立長期的使用者回饋與效益調整機制。
政府跨局處合作只是開始，而非治理的完成
我們必須肯定台中市政府在推動這兩項工程中所展現的跨局處整合能力，這在台灣地方政府中確實屬於進步表現。然而，這種合作如果僅停留在「工程推動期」，而未能延伸至「營運期、長期評估期與可能的退場機制」，那麼它只完成了治理的前半段任務。
真正負責任的公共治理，必須是對設施「全生命週期」負責。新加坡…等高效率的政府部門，早已要求部會為設施的長期績效負責，包括在營運績效不佳時，進行果斷的調整、轉型甚至停用。
反觀台灣，目前制度上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問責機制」，要求地方政府必須為「使用率低落」或「財務負擔沉重」的公共工程，付出具體的行政或政治責任。這正是獎項容易氾濫，而公共設施閒置與財政壓力卻年年累積的深層原因。
真正的問題：當問責被「得獎履歷」掩蓋
副總統的接見與「雙首獎」的肯定，無疑為這套獎項敘事帶來強大的政治正當性與光環。然而，制度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掌聲，而是更為強硬的「後設問責」（Post-Audit Accountability）。
如果十年後，「台中巨蛋」成為難以負荷的財政包袱，或台中市太平運動中心使用率遠低於預期，誰將回頭檢討當初被高度讚揚的決策與評鑑的邏輯？
當「得獎履歷」成為台灣政治人物最堅固的保護傘和行政團隊最安全的KPI，它將有效地掩蓋決策過程中對長期風險與公共效益的忽視。
台中市政府此次榮獲的「雙首獎」是工程專業的成就，卻同時暴露了台灣公共工程治理體系的結構性盲點：我們太過習慣用「獎項」替代「制度」，用「完工」替代「成效」。
唯有將核心績效指標從「好看、好評、好宣傳」徹底轉向「耐用、常用、真有用」，並將全生命週期的責任制度化，台灣的公共工程治理才能真正擺脫「獎項治理」的陷阱，邁向真正公共價值的最大化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