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正當行政院大肆宣布對美關稅15%，急著向國人邀功，卓榮泰甚至得意忘形，說是漂亮的全壘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指出，川普總統任內目標要將台灣半導體產能4成轉移至美國；對此，前立委郭正亮揭「賣台真相」，直言民進黨把台積電最新的技術2奈米，都拿去美國投資，台灣未來要怎麼辦？台灣還有所謂的「護國神山」嗎？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也拋出尖銳的批評——「把台灣賣給中國是賣台，把台灣賣給美國也是賣台！」——宛如一枚深水炸彈，在台灣政壇引發強烈震盪。前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表示，目前多數人都賭川普關稅政策會敗訴，台灣何需急現在就與美國達成談判協議，何需還要再拿5座高階製程的晶圓廠去做交換？選這種時機與美方達成談判協議，怎能不令人嘆息。
更令台灣各界譁然的背後，真正的痛點並非反美意識形態，而是柯文哲精準地穿透了長年以來包裹台灣戰略討論的糖衣：我們究竟是在討論國家外交佈局，還是在悄然交出塑造未來的核心權力？柯文哲話挑戰的是，正是台灣政治中那個最習以為常、也最不負責任的「二分法」。
拒絕廉價「二分法」：結構性依附的政治成本
長期以來，台灣的政治論述被簡化為一套便利的「二元對立」框架：「親中即賣國」，「親美即愛台」。這套敘事的最大優勢在於其操作性：它能迅速劃分敵我、貼上標籤，從而避免討論任何實質性的、涉及國家長遠利益的艱難問題。
在這種簡化的框架下，人們可以不必深究：
談判條件：台灣在國際合作中實際讓渡了什麼？
經濟代價：台灣的資源和產業競爭力承受了多少損耗？
結構後果：這些改變對台灣未來世代是否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柯文哲的言論，其核心殺傷力就在於它徹底拒絕了這種政治上的偷懶。它將問題從「你依附誰」轉變為「你為了依附而犧牲了什麼」。這不是意識形態的站隊，而是對國家主權和長遠生存能力的根本質疑。
真正的「賣國」：地緣政治下的產業主權喪失
在傳統的政治語彙中，「賣國」通常與領土割讓、軍事屈服或主權形式上的喪失畫上等號。然而，在全球化和地緣政治角力錯綜複雜的21世紀，一個國家最致命的威脅，往往不是來自於軍事戰敗，而是經濟與戰略上的「結構性依附」（Structural Dependency）。
所謂結構性依附，意指將一個國家最具全球競爭力、最能形成談判籌碼的關鍵產業、核心技術和供應鏈控制權，交由他國的政策、市場與法規體系去主導定義。
一個國家或許仍保有完整的國旗、總統與選舉制度，但若失去了掌控經濟命脈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它最終將淪為經濟空殼。在當前局勢下，台灣所面對的抉擇，正是在確保形式主權的同時，能否捍衛產業主權，以及台灣塑造自身未來發展軌跡的戰略自主性。
半導體：全民承擔成本的「國家級戰略資本」
柯文哲這次發言的要害，在於重新定義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性質。台灣長久以來被灌輸的敘事是：台積電的成就，來自於企業家的遠見、工程師的勤奮，以及市場競爭的勝利。這些固然是事實，但它們只是故事的表象。
故事的另一半是：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聚落，是透過台灣全民共同承擔巨大的公共成本堆疊出來的國家級戰略資本。
巨大的社會投入與公共資源配置：
1. 能源補貼與基礎建設：極度耗電的製程，享受長期被壓抑的電價和國家穩定的供電系統。
2. 水資源與公共工程：對穩定水源的剛性需求，仰賴台灣政府投入巨額公共預算進行水利建設與調度。
3. 人才教育體系：頂尖的理工人才和完整的學術研究體系，源於公共教育和政府對研發的長期支持。
4. 國家風險承擔：台灣在產業發展的關鍵時刻，提供融資、補貼與政策保證，承擔初期高風險。
換言之，半導體產業不僅是「企業資產」，更是耗費台灣數代人社會資源、制度紅利與公共信用共同培育的國家級核心資產。
問題因此浮現：誰有權力在缺乏透明和民主授權的情況下，將這份全民累積的「家本」，用於單方面滿足地緣政治盟友的戰略需求？
台美談判的黑箱：從關稅到供應鏈生態系
賴政府在宣傳台美合作時，往往將重點聚焦於關稅優惠或單一的投資數字，試圖以此證明談判的「成功」。然而，這是一種刻意的政治轉移焦點。真正核心的談判條件，從來不是微觀的關稅稅率，而是對全球供應鏈的戰略重組條件。
美國所要求的，並非單純的短期投資或產能代工，而是供應鏈的深度在地化。這包括：
技術聚落的轉移：不僅僅是晶圓廠本身，更涵蓋了先進封裝、關鍵的研發中心以及上下游生態系的整合。
可控的生態系統：確保未來技術創新和供應鏈瓶頸的控制權，從高風險地區轉移到可控的國家體系內。
這已經超越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戰略佈局。這些涉及台灣國家核心競爭力重組的關鍵條件，是在怎樣的黑箱中談判的？由誰授權？又由誰來監督其對國家長遠利益的影響？
國家信用的政治本質：主權介入與民主監督
關於赴美投資金額的爭議，無論是實際的2500億或加上信保後的5000億，在技術細節上的澄清，刻意忽略了其背後的政治本質。
「政府信用保證」（信保）絕非空泛的數字遊戲。它是台灣國家信用的背書，是公共風險的實質承擔，更是主權對資本流向進行結構性干預的明確訊號。
當國家動用信用機制，為某一方向的鉅額投資提供結構性支持時，這就不再是純粹的「企業自主選擇」，而是準國策行為。
台灣不能一方面宣稱這是市場自由運作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動用國家信用替它鋪設道路，同時卻拒絕接受最基本的民主審查與國會監督。這種做法，模糊了商業與政治的界線，實質上是以國家名義進行了戰略選擇。
從「核心」到「備援」：戰略上的去主體化
美國的地緣戰略考量是清晰而必然的：將關鍵技術從高風險地區移至可控範圍。這不是陰謀論，而是大國的必然邏輯。
問題從來不在於美國要什麼，而在於台灣選擇如何應對和交換？
如果台灣讓渡的是可逆的商業投資，那可以視為國際合作；但如果我們交出的是不可逆的產業空洞化（特別是先進製程、研發和封裝的逐步外移），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將從「核心支柱」轉變為「戰略備援」。
一旦降級為備援，台灣在全球格局中的主體性與談判籌碼將大幅縮水。
台灣還剩下多少籌碼？
真正危險的，不是親近任何一個強權，而是在談判桌上失去了主體意識；不是合作，而是接受結構性依附；不是投資，而是以犧牲台灣產業為前提的投降？
一個成熟且對未來負責的國家，必須能夠公開回答以下關鍵問題：
1. 台灣透過這場結構性轉變，換得了哪些具體、可量化的戰略利益？
2. 台灣失去了什麼核心競爭力？
3. 這個代價將由哪些台灣社會群體、以及未來的哪個世代來承擔？
4. 相關決策是否經過完整的民主程序和國會授權？
柯文哲的發言，真正刺痛的並非特定政黨，而是整個台灣社會對「依附即安全」的長期迷信。國家的衰敗，往往不是因為被外力打敗，而是因為在缺乏監督和透明的情況下，親手交出了台灣自己的未來。
如果今天，台灣能在沒有完整民主程序的情況下，將台灣幾代人積累的國家級戰略資本拿去當作地緣政治籌碼；那麼明天，台灣也可能為了另一個理由，交出更多的籌碼。
真正的問題不是「台灣要賣給誰」，而是——台灣在國際政治的棋局中，還保留了多少屬於自己的戰略選擇與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