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語言裡，「未來」向來很好用。它可以被承諾、被展望、被掛在海報上，也可以在選後被重新定義。今年「世界癌症日」前夕，北中南多個醫師團體與公民團體走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前，提醒一件其實並不新鮮的事：十年前承諾要減煤，說好 2025 年燃煤發電占比降到 27%，如今不只沒有達標，甚至連「什麼時候才會做到」，都變得難以回答。對許多長期暴露在空污中的中南部居民而言，這不是能源轉型的技術問題，而是一種被反覆延期的健康風險。
現場有肺腺癌患者說得直白：「我們很多人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但生病之後，才發現承諾跳票是會落在身體上的。」這句話不激烈，卻很沉重。因為它點出的不是政黨立場，而是一個殘酷的現實——政策延宕，往往不是抽象代價，而是以呼吸、以病痛、以壽命計價。
同樣的邏輯，也正在居住政策上重演。內政部日前拋出調整社會住宅政策的方向，將原本「直接興建 13 萬戶」的目標，下修為 4 萬戶，並以「空屋過多、都會區土地不足」為理由，轉向包租代管、空屋出租等市場機制。這個說法在簡報裡或許合理，卻在生活現場顯得有些反諷——如果市場本來就能解決居住問題，社宅為何會成為長年被期待的公共政策？
民間團體的反應不難理解。包租代管本質上仍是私人租賃，房東可以退出、可以選客、可以調租；政府失去的是對租期、租金與對象的控制。當「直接興建」退居次要，實際上是政府一步步把居住風險交還給市場，而市場從來不擅長照顧最脆弱的人。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熟悉的畫面：減煤說要顧健康，但進度可以再等等；社宅說要顧居住，但目標可以再修正；每一項政策都有調整理由，也都看似「務實」，只是這些調整，總是往讓政府責任變輕、風險往下移動的方向前進。
有趣的是，這些轉彎往往不會出現在選舉語言裡。競選時談的是願景、承諾與價值；執政後談的，則是財政現實、行政困難與「再觀察」。當承諾與執行之間的落差愈來愈大，政治語言便開始出現另一種功能——安撫，而非解決。
支持度回升的民調，或許能帶來短期信心，但它無法替肺部過濾 PM2.5，也不能幫年輕家庭找到可負擔的住所。選票可以計算，焦慮卻不會等選舉結束。
真正令人憂心的，並不是單一政策跳票，而是一種逐漸成形的治理節奏：能延後的先延後，能轉移的先轉移，能包裝成「調整」的，就不要說成「退縮」。在這樣的邏輯下，政治確實變得靈活了，生活卻變得更沉重。
民主政治本來就充滿妥協，也不可能每個承諾都百分之百實現。但差別在於，政府是否願意誠實說明「為什麼做不到」，以及「接下來要如何補救」，而不是只在選前記得承諾，在選後忙著降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