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亮博士表示，當社會從質疑問題走向否定制度本身，信任流失恐將成為新的結構性風險。（圖／王至亮提供）
【亞太新聞網／記者蕭任峰／台中報導】
南宋末年一紙「求廉吏」詔令，道出體制已無清官可見的危機，被視為王朝衰敗的前兆。然而，對照當代社會，問題不再是「好人不存在」，而是「正常運作看不見」。王至亮博士表示，在資訊爆炸與負面訊息放大的環境中，制度日常被忽略、失靈被放大，逐漸侵蝕公眾對體制的信任。當社會從質疑問題走向否定制度本身，信任流失恐將成為新的結構性風險。
從「絕不聞廉吏」到「看不見的正常」
一個關於制度信任的現代寓言
文／王至亮 博士
一、歷史的嘆息：咸淳六年的那道詔令
西元1270年，南宋咸淳六年。
那一年，宋度宗頒布了一道與眾不同的詔令。
它不是動員戰爭，不是加徵賦稅，
而是四個字：「求廉吏」。
更令人側目的是詔書中的感嘆：
朝廷之中，竟「絕不聞」清廉之士。
作為一國之君，他公開承認：在我的統治體系中，已經看不見「好官」了。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語境中，這句話歷來被視為王朝衰敗的徵兆。當一個政權連象徵性的道德楷模都難以產出，當權力核心都必須承認「好人難覓」，那麼崩潰往往只是時間問題。歷史的劇本確實如此上演——咸淳六年之後不到十年，南宋滅亡於崖山。
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將這段歷史理解為一個關於「亡國」的預言，那就錯過了一個更深層的思考契機。
南宋的故事，不只是一段遙遠的往事，更是一面鏡子。
它可以幫助我們看見當代社會中某些不易察覺的焦慮與風險。
但這面鏡子的用法需要非常小心。
將封建王朝的困境直接投射到現代民主社會，是危險且過度簡化的。
南宋的問題，是一個傳統帝國在外患壓力與內部腐敗交織下的「體系性崩潰」；而當代社會所面對的，則是一個高資訊流動、多中心結構、具備制度修正能力的現代政治環境。
兩者之間，不僅是程度差異，更是性質上的不同。
那麼，這面鏡子究竟能照見什麼？
答案是：如果我們不把南宋當作「亡國預言」，而是視為一個「政治效能衰退」的極端案例，那麼它所揭示的某些機制——特別是關於「看見」與「相信」之間的關係～至今仍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
二、「看不見」的兩種邏輯：物理性失蹤與感知性淹沒
南宋的「絕不聞」，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在言路閉塞的封建體系中，資訊被權力階層高度壟斷。皇帝與百姓同樣處於資訊孤島，能夠被看見的，只有權力者允許被看見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廉潔之士被排擠、被掩蓋，如果舉報渠道被堵塞、表彰機制被扭曲，那麼「不存在」就會成為一種集體現實。
這不是人們不相信好人，而是好人確實難以存在。
這是一種供給層面的崩潰——系統失去了產生和識別清廉的能力。
當一個身體無法再製造健康的細胞，衰竭就是必然的結局。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理性失蹤」。
而在現代社會，情況幾乎完全相反。
資訊高度透明，媒體競爭激烈，社群平台全天候運作。任何負面事件，無論大小，都有可能在幾小時內傳遍全島。監督的力量從未如此強大，曝光的機會從未如此普及。理論上，這應該是一個「好人更容易被看見」的時代。
但現實卻呈現出一種弔詭的局面：儘管清廉之士依然存在，儘管制度仍在運作，公眾對政治的信任卻持續流失，對「還有好人」的信念日益動搖。
為什麼？
因為在資訊爆炸的環境中，「絕不聞廉吏」不再是因為不存在，而是因為壞消息的流量遠遠壓過了好消息的能見度。
那些每天按時上班的公務員、依法審理案件的法官、按程序完成標案評審的承辦人——這些「制度正常運作」的畫面，成千上萬次地發生，但它們不會出現在任何媒體版面上。因為它們不具備傳播所需的戲劇性。
於是，一個荒謬的現象出現了：制度越是穩定運作，它就越是不被看見；而那些偶發的失靈，卻因為被反覆播放，而顯得像是常態。
這是一種全新的「看不見」——不是資訊被權力封鎖，而是「正常」被資訊的洪流淹沒。
我們可以稱之為「感知性淹沒」。
三、社會的「健康焦慮症」與自我實現預言
讓我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兩種「看不見」的本質差異。
南宋的問題，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已經衰竭，無法再製造出健康的細胞。
這是真實的崩潰，無可挽回。
而現代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則更像是一種「健康焦慮症」——身體明明還能正常運作，免疫系統也還在作用，
但人卻因為接收了太多關於疾病的消息，開始堅信自己已經病入膏肓。
這種焦慮最弔詭的地方在於：當一個人過度相信自己生病時，壓力激素會上升，食慾會下降，免疫力會真的受到影響。
原本只是「感覺」生病，最後可能變成「真的」生病。
這就是「感知腐敗」與「實際腐敗」之間的落差所可能引發的後果。當社會普遍認為「反正都一樣」時，一種逆向淘汰機制就可能啟動：
人才逃逸。
優秀的菁英不願進入公共領域，因為他們認為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形象，不如選擇民間發展。
這導致公部門的人才素質下降，形成第一重損失。
大眾犬儒。
中間群體轉為政治冷感，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因為他們相信「關心也沒用」。
公民監督的力量因此削弱，形成第二重損失。
醜聞耐受。
當社會對黑暗習以為常，當「貪污」不再令人驚訝，真正有問題的行為反而因為「不再令人驚訝」而更容易生存。監督的警覺性下降，問題更難被及時發現，形成第三重損失。
這不是制度無法產生好人，而是社會逐漸失去「相信好人存在」的能力。而當這種能力喪失，好人存在的空間確實會被壓縮。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四、差異的正當性：以產業政策為例看程序信任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延伸到更具體的公共政策領域。台灣社會近年來經常討論的產業政策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一個常見的觀感是：政府對不同產業的支持程度差異甚大。有些產業被高度扶植，資源傾斜；有些產業則感到被忽視，甚至被犧牲。這種差異，很容易被解讀為不公平，甚至被懷疑為利益分配不均、官商勾結。
然而，從現代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差異」本身並不是問題，甚至是一種必然。不同產業在國家安全、國際競爭力與經濟外溢效果上的重要性，本來就不相同。對具有戰略價值、技術門檻或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給予更多資源，是多數先進國家的共同選擇。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差異，而在於這種差異是否具備正當性。
一個健康的制度，需要讓這些差異同時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可解釋。 政府必須能夠清楚說明，為何選擇扶植某些產業，這些選擇是基於何種戰略考量或公共利益。這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同意，而是要求決策的邏輯可以被理解、被討論。
第二，可檢驗。 政策的執行過程必須透明，資源流向必須可追溯，效果評估必須公開。社會需要能夠檢驗：這些政策是否真的帶來了預期的效果？資源是否確實用在了宣稱的用途上？
第三，可修正。 當政策效果不彰，或環境發生變化時，必須有調整或退出的機制。一個可信任的制度，不是永遠不犯錯的制度，而是能夠發現錯誤、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制度。
只有當這三個條件成立時，不同產業之間的不均衡，才不會轉化為信任危機。否則，即使政策本身是理性的，也可能在感知層面被解讀為偏袒，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不滿與對立。
這裡的關鍵依然是「可見性」。政策的理性本身不會說話，它需要透過可解釋、可檢驗、可修正的過程，被社會看見、被社會理解、被社會驗證。如果這些過程隱而不顯，那麼即使是理性的政策，也可能被感知為不公。
五、從道德崇拜到程序可見性：信任模式的典範轉移
從這個角度來看，南宋與現代社會的關鍵差異，並不只是制度形式，而是「信任如何被建立」。
南宋所代表的古典治理模式，依賴的是對個人的道德信任。人們期待出現像包拯、海瑞那樣的清官，以個人操守來對抗體系的腐敗，以道德光芒來照亮制度的黑暗。這種信任模式有一個根本的脆弱性：清官的產生具有極大的偶然性。當這樣的人消失，當整個體系中「絕不聞」這樣的存在，信任就無從附著，體系便迅速崩解。這是一種「道德崇拜」的信任模式。
而現代社會的理想形態，則應該建立在程序信任之上。人們不需要相信某個人是完美的，只需要相信制度能夠約束行為、糾正錯誤。清廉與否，不只取決於個人的道德修養，更取決於監督機制是否有效、問責程序是否落實、資訊揭露是否透明。
這是一種更穩固、更可持續的信任模式。因為它不依賴於「聖人」的偶然出現，而是建立在一套可以持續運作的規則之上。
然而，程序信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程序必須被看見。
如果監督機制在暗中運作，公眾就不知道問題正在被處理；如果問責程序只在文件上完成，公眾就感受不到正義的實現；如果資訊揭露只存在於政府網站的某個角落，公眾就無法真正觸及。
看不見的程序，等於不存在。
這就是現代社會真正的挑戰：不是找到完美的「馬光祖」，而是確保制度運作能夠持續被看見、被檢驗、被信任。這是一場從「道德崇拜」到「程序可見性」的典範轉移。
六、讓「正常」被看見：重建制度信任的實踐路徑
那麼，如何讓制度被看見？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它觸及了人類認知的本質。我們的大腦天生就對負面訊息更敏感，這是演化留下的生存本能。一個原始人如果錯過了一條好消息，最多是少知道哪裡有果子；但如果錯過了一條壞消息，可能會被野獸吃掉。這種「壞消息優先」的神經迴路，至今仍深深嵌在我們的認知系統中。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公眾主動去尋找「正常」的證據，是不切實際的。更可行的方向是：讓「正常」本身具有被看見的能力。
這需要一種新的制度溝通思維，不是大張旗鼓的政績宣傳，而是更樸素、更透明的「實況轉播」。
讓制度的日常被看見。 公務員按時開門辦公，標案按照程序完成評審，議會針對預算進行實質審查，法院依法作出判決——這些畫面不需要被包裝成「偉大成就」，只需要以某種形式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讓人們意識到：原來每一天，有這麼多人在按照程序做事。
讓監督的過程被看見。 當監察院糾正了一個錯誤，當審計部找到了漏洞，當法院判決了貪污案，這些其實都是制度在發揮作用的證明。但在當前的敘事中，這些往往被簡化為「又出事了」。如果能讓社會同時看見「問題被發現」和「問題被處理」的完整過程，那麼每一次的「壞消息」，反而可以成為制度信任的來源——因為它證明了制度確實在運作。
讓修正的機制被看見。 當一項政策被調整，當一個失職官員被懲處，這些都是制度自我修復的具體展現。讓修正的過程透明化，讓人們看見檢討是如何進行的、改進是如何落實的，這是建立長期信任的關鍵。
這些做法聽起來可能過於樸素，甚至有些無趣。但它們指向一個核心的轉變：從「證明自己偉大」到「讓自己被看見」。前者需要戲劇性的成果，後者只需要持續的透明。
七、結語：守護那份沉默的正常
南宋的悲劇，在於它最終失去了產生好官的能力。當皇帝都感嘆「絕不聞廉吏」時，那是一個真實的宣告：系統已經衰竭，健康細胞已無法再生。這是無可挽回的崩潰。
而現代社會需要警惕的，則是另一種危機：不要在資訊過載與情緒放大之中，過早地否定了仍在運作的制度本身。
當一個社會開始普遍相信「沒有好人」，當「所有制度都是假的」成為集體認知，那麼真正的危機，才可能悄然成形。這不是說問題不存在。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需要被嚴肅對待。但如果對問題的關注，掩蓋了制度仍在運作的事實；如果對失靈的警覺，轉化為對體系的全面否定——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在不自覺中，促成那個我們最害怕的結果。
制度的崩壞，往往不是從失能開始，而是從「不再被相信」開始。
真正的危機不是發現問題，而是我們開始集體相信：制度已經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南宋的教訓是：當好人無法存在，體系就會崩潰。而現代社會的課題是：如何在不否認問題的前提下，不讓對問題的關注，侵蝕了制度得以運作的信任基礎。
最後，回到那個身體的比喻。
一個健康的人，不會整天想著自己有多健康。他吃飯、走路、工作、休息，正常地生活。只有當生病時，他才會意識到身體的存在。
同樣地，一個健康的社會，它的「正常」往往是看不見的。人們不會每天讚嘆「今天的紅綠燈都有亮」、「今天的自來水都可以喝」、「今天的公務員都有上班」。這些太理所當然了，不值得特別提及。
但這正是最需要警惕的地方：當「正常」過於沉默，當「失靈」佔據所有視野，我們就有可能誤以為「正常」已經不存在。
而一旦這種認知成為共識，那些真正支撐社會運作的「看不見的正常」，就可能真的開始鬆動。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對一個尚未發生、但可能發生的危機的提醒。南宋的皇帝感嘆「絕不聞廉吏」，是因為資訊被權力封鎖。而如果有一天，現代社會的公民也感嘆「絕不聞廉吏」，那可能是因為「正常」被資訊的洪流淹沒了。
前者是資訊的匱乏，後者是資訊的失衡。雖然性質不同，但結果同樣危險——當一個社會不再相信「還有好人」，不再相信「制度有用」，那麼再完善的制度設計，也難以抵擋信任瓦解所帶來的衝擊。
因此，在看到壞消息的時候，意識到它的背後，其實有一個正在運作的制度在讓它被看見；在感到失望的時候，記得還有無數看不見的「正常」，正在支撐著社會的運行。
這不是盲目樂觀，而是一種更複雜的現實感——能夠同時看見問題的存在，也看見應對問題的機制仍在作用。
畢竟，制度的意義，從來不在於完美無缺，而在於即使不完美，也能夠持續運作、持續修正、持續被信任。
而這份信任，需要被看見，才能被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