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亮博士指出，風險權數錯配將引發供給壓縮，呼籲應依據實證數據進行差異化風險評估，建立更精細且具彈性的監理機制。（圖／王至亮提供）
【亞太新聞網／記者蕭任峰／台中報導】
在抑制房市過熱與維持金融穩定的政策目標下，台灣近年持續提高建築融資的風險權數並收緊貸款條件。王至亮博士指出，當融資環境收縮，市場供給逐步減少，形成類似「隱性升息」的效果，政策原欲抑制需求，卻反向壓縮供給。此外，相較於具高度不確定性的海外曝險，建築融資卻承擔更高資本負擔，也凸顯監理標準一致性不足的問題。他呼籲，應依據實證數據進行差異化風險評估，建立更精細且具彈性的監理機制。
當風險權數背離現實：誰在壓縮台灣的建築供給？
文／王至亮 博士
近年來，為抑制房市過熱並維持金融穩定，我國持續強化不動產授信管制，包括調降貸款成數LTV（Loan-to-value）與提高風險加權資產權數RWA（Risk-Weighted Assets）。此一政策方向，若從宏觀審慎監理的角度觀之，並不難理解。然而，當我們回到實證數據本身，卻不得不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建築融資，真的如監理所假設的那麼高風險嗎？
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銀行公開資料，近年建築融資的逾期放款比率（NPL）長期維持在 0.05% 至 0.12% 之間，不僅低於整體放款平均（約 0.20%），甚至優於多數企業貸款。同時，其擔保結構亦相對穩健，多數案件以土地與建物作為抵押，擔保覆蓋率普遍達 150% ~200%以上。換言之，在多數景氣階段中，建築融資呈現的是低違約、低損失的風險特徵。
當然，不動產市場並非沒有風險。其高度連動景氣循環，確實可能在景氣反轉時出現集中性壓力。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存在風險，而在於：當前制度是否已對「極端情境」進行過度定價，進而扭曲正常的資金配置。
在目前的金融監管規定下，銀行對「建築相關貸款」的態度明顯轉趨保守。簡單來說，銀行認為這類貸款的風險提高了，因此需要預留更多資金來因應可能的損失（風險權數從過去約50%，提高到100%～150%），同時也降低可貸款的比例（貸款成數下修）。
這樣的調整帶來兩個直接影響：
第一，銀行的資金成本上升（需要預留更多資本）；
第二，這些成本會反映在貸款條件上，轉嫁給借款人。
因此在實務上，不論是建築業者還是一般購屋者，現在申請貸款都變得更困難、成本也更高。以建築業為例，貸款利率普遍已在3%以上，同時銀行也要求建商投入更多自有資金。對資金雄厚的大型建商而言，這主要是成本增加，仍有能力承擔；但對資金較為有限的中小型業者來說，影響就相當顯著，甚至可能因此無法參與新的建案開發，成為能否進場的關鍵門檻。
至於購屋者，除了需要準備更多自備款外，銀行對還款能力的審核也明顯趨嚴。以「新青安」貸款為例，部分情況下年收入須達150萬元以上，才較有機會順利取得貸款。整體而言，無論是供給端的建商，還是需求端的購屋者，資金門檻都正在明顯提高。
這種由制度所帶來的資本約束，其效果不亞於一次未被明說的升息。
當資金變貴且更難取得，投資決策自然趨於保守，開發時程延後，市場供給也隨之收縮。換言之，原本意在抑制需求的政策，正逐步轉化為對供給端的壓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監理標準的一致性問題。
近年來，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背景下，部分金融機構對高風險海外市場（如受制裁地區，俄羅斯、北韓、伊朗）的曝險，曾面臨利息中斷、信用評等急遽下調，甚至資產遭凍結的情形。舉例來說，台灣金融對俄羅斯曝險曾一度高達2000多億，金融業已提列數百億損失。這類風險不僅涉及信用，違約等更牽涉法律與政治的不確定性。相較之下，境內具實體擔保且違約率長期偏低的建築融資，卻承擔更高的資本成本與更嚴格的管制。
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兩者風險性質是否完全相同，而在於監理體系對不同風險的資本反映，是否具備一致性與即時性。當低違約資產被課以較高資本負擔，而高不確定性資產未能即時反映風險時，這種落差本身，就可能導致資源錯置。
這樣的制度設計，正透過市場機制產生一條清晰的傳導路徑：資本占用提高，銀行授信趨緊，開發成本上升，投資意願下降，最終導致供給收縮。近期建築開工與投資動能已出現放緩跡象，若此趨勢與融資條件收緊同步發生，則供給壓縮將不再只是理論推演，而是正在形成的現實。
其影響不僅止於房價，更涉及都市更新與危老重建等長期結構性議題。這類案件本就開發期長、資金需求高，在融資條件轉趨嚴格的環境下，更容易被延後甚至停滯。長期而言，這將削弱城市更新動能，並影響整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
金融監理的核心，不在於「管得多嚴」，而在於是否「管得準確」。當長期數據顯示某類資產風險相對穩定，卻仍被一體適用為高風險並承擔較高資本成本時，就有必要重新檢視制度設計。這並不意味放鬆監理，而是應朝更精細化與動態化的方向調整，例如依實證數據進行差異化風險評估，對具公共性的開發案提供適度彈性，並建立隨景氣循環調整的監理機制。
金融監理不僅是風險防火牆，更是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當監理標準偏離實證風險，資本將不再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而是流向制度最寬鬆之處。若供給因制度性約束而持續收縮，價格機制將難以發揮調節功能，最終扭曲的，將不只是房市，而是整體經濟的運作基礎。
在當前環境下，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房市是否過熱，而是：我們的監理制度，是否正在無意間壓縮本應被支持的供給能力？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調整風險權數，將不只是金融技術問題，而是攸關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政策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