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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7/16上街的年輕人

翁達瑞【美國大學教授】

在館長與黃國昌的號召下,7/16有一萬多位年輕人上街,主要的訴求是居住正義。我有一些話想要告訴這群年輕人。

我是4年級生,剛過退休年齡。回想我們年輕時,成家相對容易。我大學畢業的第一個工作月薪13800,那時和平東路的5樓公寓才100萬出頭。

一個世代過去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大約增加3倍,但相同的公寓價格漲了快30倍。薪水增加趕不上房價上漲,這是年輕人面對的成家困難。

年輕人成家困難不是台灣特有的問題,而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我移居北美已經超過30年,親眼目睹外國年輕人的困難。

我剛到美國讀書時,一房一廳的公寓月租不到200美元,現在都要上千美元。當年只賣7、8萬的房子,現在都叫價7、80萬。

雖然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也增加了,但幅度遠不如房價的上漲。儘管如此,我未曾看到美國年輕人為了居住正義走上街頭。

嚴格講,美國沒有居住正義這個名詞,但有概念類似的統計數字,那就是居住成本佔税前所得的百分比。

以平均值而言,美國人的居住成本大約佔收入的3成。對租屋族而言,居住成本就是租金;對購屋族而言,居住成本就是房屋貸款與持有的費用。

隨著個人所得的不同與居住地區的差異,居住成本在所得的佔比會有很大的變動。所得越低的人,或住在熱門都會區的人,居住成本的負擔也越重。

所謂的居住正義指的是居住成本的所得佔比,而非住宅的坪價,房價的漲幅,或社會住宅的戶數。若與紐約、洛杉磯、西雅圖、或舊金山等地相較,台北的居住成本仍算低廉。

熱門都會區的居住成本居高不下,美國政府也是束手無策,因為房價、租金、或薪水都由市場機制決定。政府要強制干預,難免會出現不良的副作用。

對租金的飆漲,政府可祭出租金管制。問題是,這樣的干預只便宜了現有的房客。因為租金不能合理提高,房東只好節省維修,甚至退出租屋市場,最後受害的還是房客。

政府也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但無助於專業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薪水本來就高於最低工資。提高最低工資也會打擊投資,造成失業率的上升。

至於政府開發的社會住宅,最後常淪為貧民窟,不僅無法回收開發與管理成本,還會衍生其他的社會問題(如暴力與販毒)。

居住問題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結果。因為就業機會集中在特定的都會區,造成年輕人大量遷入,導致居住成本的提高。

以美國為例,矽谷的高科技蓬勃發展,就業與創業機會多,加上怡人的氣候,房價當然一飛沖天。

反過來說,底特律的汽車業已衰退多年,失業人口多,創業機會稀少,加上冬天的氣候嚴寒,房價崩盤才是真正的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我嘉義高中的同學超過7成離鄉外出就業。雖然嘉義的居住成本低廉,但就業機會也相對缺乏。

除了經濟發展不均衡,台灣的稅制也有很大的漏洞,包括囤房沒有成本,炒房的短期利得不用繳稅。

台灣地狹人稠、區域發展不均、稅制有利房產的炒作,還有年輕人的起薪低等,都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很難究責現在的執政黨。

以7/16的示威為例,出席的政治人物把居住正義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把低薪與高房價扭曲為執政黨的不作為。

將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泛政治化,無法幫助年輕人找回居住正義。更諷刺的是,出場的政治人物甚至是問題的一部分:

柯文哲任滿兩屆市長,也無法解決年輕人的居住問題,讓台北流失大量的人口。

侯友宜執政的新北市仍無囤房稅;他的家人還擁有一百多個門牌號碼的房產。

郭台銘號稱台灣的首富,在業界卻以苛刻員工出名。他寧可出走國外,也不願為中南部的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

即便明年大選出現政黨輪替,這3位當中有一位當選台灣總統,年輕人面對的成家困難不會消失,因為社會缺乏解決根本問題的共識。

移居北美之前,我曾見證「無殼堝牛夜宿忠孝東路」的社會運動。當時東區豪宅每坪單價還不到30萬。一個世代過後,東區豪宅的價錢已飆到每坪將近300萬。

我們的年輕人卻還要繼續上街頭。為什麼呢?

因為政客把居住正義當成鬥爭工具,收割年輕人的選票。取得權力之後,他們反過來服務炒作房產的建商與富豪。

我要告訴上街的年輕人:嚴格檢驗各政黨的政策,切勿輕信政客的煽動言詞。選民要學會是非分明,政客才不敢胡作非為。

【編按:本文節錄自翁達瑞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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