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任後，誓言縮減美國貿易逆差，甚至不惜得罪友邦，祭出前所未見的鉅額對等關稅措施，對待全球往來貿易國，另一方面，對於匯率操控國的認定與制裁，也成為另一經濟武器與市場變數。
不過，我國央行認為，想要單獨透過匯率調整，來解決貿易逆差或經常帳失衡，有其侷限；各國均應藉由儲蓄、投資與財政預算等調整，改善經常帳失衡現象。其次，匯率操縱難以判斷，不宜將匯率操縱之制裁條款，做為貿易協議或談判議題。
央行指出，美國貿易逆差(經常帳失衡)主要反映美國政府的龐大財政赤字，美元加上美元作為主要國際準備貨幣，須提供國際金融市場美元流動性，美國易有貿易逆差，欲縮小逆差更加困難。
央行指出，經常帳(貿易帳)失衡，反映經濟結構問題，僅以匯率調整有其侷限；欲解決全球經常帳失衡問題，不能僅仰仗匯率或單一國家調整，各國均須調整其內部失衡(超額儲蓄或儲蓄不足)。
但央行最後仍強調，與美國財政部溝通管道順暢，未來雙方仍將在良好的互動基礎上，持續就總體經濟及匯率政策等議題交換意見。
美國財政部預計下週公布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外界關注哪些國家會被納入匯率操控國與觀察國名單。對照我央行今天發長文剖析經常帳與匯率之相關性，不難看出央行對該報告內容的重視，預先表達我方立場態度。
以下是央行新聞稿全文：
川普1.0政策希望透過對其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加徵關稅方式，以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惟實際上其對中國貿易逆差係轉移至其他貿易對手，形成破口，且美國貿易逆差亦呈擴大。
有鑑於川普1.0政策效果不彰，本次川普2.0為防堵前述破口，採行全面加徵關稅方式，並觸及非關稅議題(包含非關稅壁壘及匯率議題)。惟多數學者認為，美國貿易逆差根源在於其儲蓄不足，若美國無法增加儲蓄，則無法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問題；而順差國亦應增加其消費及投資，以改善其超額儲蓄之問題。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及資本自由移動下，國際資金鉅額且頻繁移動，已成為影響匯率變動之主因，因此，以匯率做為調整貿易失衡之工具亦變得更加困難，其成效有其限制。
一、美國貿易逆差(經常帳失衡)主要反映美國政府的龐大財政赤字
1. 根據國民所得會計恆等式，「經常帳順差」(經常帳逆差)與「超額儲蓄」(儲蓄不足)是一體兩面。一國如有經常帳逆差，顯示其國內民間(家庭及企業)及政府部門儲蓄不足。
(X-M) = (S-I) + (T-G)，
其中X為輸出；M為輸入；S為民間儲蓄；I為民間投資； T為政府稅收；G為政府支出(包含政府消費與投資)。
2. 以美國為例，美國經常帳出現逆差，主要反映政府財政赤字(T-G<0)嚴重及/或民間部門儲蓄不足(S-I<0)；如就儲蓄不足之部門別觀察，影響最大的兩個部門為家庭與政府部門，其中政府財政赤字係美國長期儲蓄不足之主因。
(1)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雖擴大財政支出，惟家庭部門儲蓄明顯增加，加上企業部門淨儲蓄由負轉正，致整體儲蓄不足明顯縮小。
(2) 自2020年COVID-19疫情後，美國民眾減少消費，家庭部門淨儲蓄為正且增加，惟美國政府推動多項援助法案，政府部門支出遠大於收入，儲蓄不足大幅擴增。
3. 美國經常帳逆差反映的是國內儲蓄與國內投資之落差，隱含美國消費過多致國民儲蓄不足，同時政府財政赤字較大等自身結構性問題。
4. Afonso et al. (2022)研究193個經濟體，在1980年至2016年期間，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財政赤字對GDP 比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導致經常帳赤字對GDP比率擴大到0.29至0.45個百分點，此項結果驗證了雙赤字(Twin Deficit)問題。
二、美元作為主要國際準備貨幣，欲縮小其貿易逆差更加困難
1. 在當前全球貨幣體系下，美元為主要國際準備貨幣，面臨特里芬難題(Triffin’s dilemma 或稱Triffin’s Paradox)，即美國須提供國際金融市場美元流動性，美國易有貿易逆差；而順差國資金流入美國則挹注美國儲蓄不足，壓低美國國內利率，此現象將進一步促進美國消費及投資，更不利其縮小貿易逆差。
2. 法國央行副總裁Agnès Bénassy-Quéré(2025)指出，倘若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多極化(multipolar)體系(如美元、歐元等其他主要準備貨幣)，由於流動性來源多元化帶來好處，此將減輕美元所面臨之特里芬難題；在該體系下，由於美元不再是最主要的準備貨幣，它可以更好地發揮其作為調整美國國際收支及美國貿易逆差的工具；惟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並未符合多極化之國際貨幣體系條件，且仍高度倚賴美元。
三、經常帳(貿易帳)失衡反映經濟結構問題，僅以匯率調整有其侷限
1. 自全球金融自由化以來，全球貿易持續存在失衡問題，如有些國家為經常帳逆差國家，而有些國家則長期為經常帳順差國家。影響經常帳的因素多屬結構面與制度面，如國外資產淨額、人口結構、政府財政餘額、貿易開放程度、經濟或金融發展程度等。
IMF及OECD等研究報告亦認為，全球經常帳失衡的問題不能僅以調整匯率的方式解決，而是須解決各國內部失衡的問題，改善各國投資與儲蓄失衡的問題，才能達成外部均衡。
2. 一國外貿表現除受到相對價格效果(匯率變動)、所得效果(國外需求)影響外，亦會受到其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或廠商生產力等因素影響。
3. 隨全球價值鏈興起，以中間財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如台灣)，匯率對貿易之影響弱化。例如，台灣商品出口集中電子及資通訊產品，出口對進口的引申需求大，出口內含進口的比重高，因此，匯率變動對進口的影響將抵銷其對出口之效果，難以有效縮減台灣貿易出超。
4. 2010年迄今，BIS編製之新台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升值約20.3%，惟同期間台灣經常帳對GDP比率，由2010年之8.3%增加6個百分點至2024年之14.3%；反映來自國外(美國)需求成長之所得效果及全球供應鏈調整，為我國近年來經常帳順差擴大之主要因素。
5. 對類如台灣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短期跨境資本移動已造成新台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重要因素；2024年台灣外資資金進出及本國資金進出相對於商品貿易為19.3倍。此外，新台幣匯率常受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走向及國際美元走勢等牽動。
四、欲解決全球經常帳失衡問題，不能僅仰仗匯率或單一國家調整，各國均須調整其內部失衡(超額儲蓄或儲蓄不足)
1. 經常帳失衡反映經濟結構問題。解決全球經常帳失衡問題，不能僅倚賴匯率或單一國家調整。順差國及逆差國均應調整國內投資與儲蓄失衡問題，其中順差國應致力縮減超額儲蓄；逆差國則應增加儲蓄，以解決儲蓄不足問題。
2. 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及IMF研究即指出：部分長期為經常帳順差國家宜增加投資(含研發支出及基礎設施投資)及消費，並採取擴大社會安全網和延長退休年限，政府可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帶動國內需求及改善過度儲蓄。
長期為經常帳逆差國家則應專注於提高競爭力和儲蓄，加強工人的技能基礎，增加國民儲蓄以保障公共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或撙節財政支出或進行財政重整，降低消費等國內需求，減緩經常帳失衡的現象。
五、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以來，匯率主要由金融帳決定；匯率操縱雖可進行字面上定義，惟實務上難以判斷，故應審慎釐清相關問題
1. 影響匯率公允價值的因素眾多且複雜，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2010)指出，所有政府政策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匯率，如預算赤字或寬鬆性貨幣政策均可能導致匯率變動。
2. 20年前匯率主要係由實體經濟因素(如貿易)所決定，惟在當前全球金融自由化及資本自由移動下，全球貿易占全球外匯交易已大幅下降，而國際資金鉅額且頻繁移動已成為影響匯率波動的主因，因此，當前要評估一國貨幣的均衡匯率水準變得更加困難。
3. 由於金融自由化後，與貿易相關的外匯交易比重已大幅降低，大部分比重來自金融性的交易，以匯率做為調整貿易失衡的工具變得更加困難。
4.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 Martin Feldstein(2014、2017)表示，美國長期經常帳逆差反映國內儲蓄過低，而非貿易夥伴匯率政策；Fed自推出量化寬鬆(QE)等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後，已沒有立場指責他國操縱匯率。
5. 美國Fed前主席及前財長Janet Yellen(2019)認為：認定匯率操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G7經濟體均普遍同意匯率操縱之定義，亦即一國透過政策在外匯市場意圖改變該國貨幣價值，以影響該國競爭地位及貿易流量；惟仍應審慎釐清匯率操縱之認定，例如，一國為達成國內政策目標而採行總體政策，對匯率造成之影響，不宜視為匯率操縱。渠亦反對將匯率操縱制裁條款納入貿易協議中，因為若在貿易協議中納入匯率操縱制裁條款，恐會限制一國貨幣政策之有效性。
自金融自由化及全球化以來，匯率主要由金融帳決定，貿易逆差或經常帳失衡與匯率之關聯性，較20年前已大為降低，欲單獨透過匯率調整來解決有其侷限；各國均應藉由儲蓄、投資與財政預算等之調整，以改善其經常帳失衡現象。另鑑於匯率操縱難以判斷，實不宜將匯率操縱之制裁條款做為貿易協議或談判議題。
六、 本行與美國財政部溝通管道順暢，未來雙方仍將在良好的互動基礎上，持續就總體經濟及匯率政策等議題交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