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哪間廟的國運籤不是這麼講的嗎？講的真好，真是準！」「立法委員也是台灣民意選出來的」、「希望總統重選，來解決目前憲政僵局」、「若繼續沈默，那他們只會更囂張！」。行政院長卓榮泰不副署《財劃法》，在野黨痛批毀憲亂政，藍白立委日前宣布要對賴清德總統提出「彈劾案」。據最新網路民調顯示，竟然高達81.7%的網友表示「贊成」。
這場關於國會改革法案的爭議，已從程序性的政治攻防，急劇升級為台灣戰後最嚴峻的「憲政危機」？核心問題不再是「行政院長是否應副署」，而是當立法院完成三讀、行政院覆議失敗後，總統選擇性地「拒絕公布法律」，是否已將台灣的權力制衡機制推向懸崖邊緣？
儘管藍白陣營高呼彈劾、網路民調支持率驚人，總統府仍堅稱一切「合乎憲政體制」。然而，在激情與對撞之外，我們必須直視一個根本的結構性挑戰：當制度設計面臨「總統消極不作為」的灰色地帶時，台灣的憲政體系能否承受實質性的癱瘓？
民意沸騰：81%的焦慮，反映的是制度「失靈感」
先來看那些引人注目的數字。在特定網路民調中，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態支持彈劾總統，相關線上連署人數也迅速飆升。這些數字在輿論場中無疑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力，但也伴隨著對其統計學代表性及驗證機制的質疑。
然而，如果僅糾結於民調「準不準」，將錯失這些數據背後真正的警訊。
網路民調的功能，從來不是為法律程序背書，而是「政治溫度計」。當一個高度技術性、涉及程序正義的憲政議題，能夠在極短時間內激發出如此高強度、且高度一致的憤怒反應，它所反映的，是對現行權力制衡機制已經產生深度不安。
換言之，這高達八成比例的民意，或許並非單純支持「彈劾」這個特定手段，而是對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發出警示：當「憲政程序」已走到普羅大眾難以理解、也無法有效介入的地步時，民主的運作是否正在失去其應有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 這是一種廣泛的「制度失靈感」。
爭議核心：公布權從「形式」轉為「實質否決」
在早期的政治攻防中，「行政院長是否副署」曾被作為焦點。但法律專家迅速指出，「副署」與否，對於一部已「完成三讀」且「覆議失敗」的法律而言，實質影響微乎其微。
真正使憲政齒輪卡死的關鍵，是總統對於法律公布權（Promulgation Power）的運用方式。
依據現行《憲法》設計，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後，法律必須經由「總統公布」才能生效。在過去幾十年，此項權力一直被視為形式性權力（Formal Power），即總統必須依循憲政慣例，履行其「公布」的職責，而非將其視為個人或政黨的實質「否決權」（Substantive Veto）。
這項慣例的遵守至關重要，它確保了立法權的終局性：一旦立法院確定通過法律，總統即便再「不滿」，也必須予以「公布」。
問題是，當前總統選擇「無限期拖延公布」，卻又沒有立即明確的憲法責任機制能夠啟動糾正時，憲政的灰色地帶便被政治化地利用了。這形同賦予了總統一個未經授權的「消極否決權」。
制衡的盲點：當「合法」成為政治空轉的藉口
總統府的回應，即「在野黨的彈劾動作證明立院仍有制衡手段，並無行政濫權」，這句話在法律形式上或許站得住腳，但卻精準地暴露了當前困境的核心矛盾：
所有行為都可能在字面上「合法」，但制度運作卻已然「失能」。
憲政制衡設計的本意，是透過權力間的「相互牽制」，迫使各方達成政治妥協與運作順暢。然而，當每一方都以「我沒有違法」作為拒絕行動的防線，並將爭議推向最極端的程序（如「彈劾」或「釋憲」），制衡便退化為效率低落的「政治對撞」。
更危險的是，台灣的「雙首長制」（Semi-presidientialism）對於總統「消極不作為」的情境，原本就有設計上的薄弱點。「彈劾」的門檻極高、程序耗時冗長，它無法提供一個即時、有效的機制來修正總統拒絕公布法律所造成的制度僵局。
結構性的問題因此浮現：如果總統選擇讓法律「冷凍」於未公布狀態，國會或人民在短期內，除了訴諸高政治成本的對抗手段外，是否還有其他制度性的解方？
彈劾：政治訊號，而非制度修復工具
藍白陣營高舉「彈劾」大旗，從政治動員角度來看極為成功，但從制度修復角度來看，卻未必是有效的解方。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彈劾」需經極高門檻同意，並必須交由「憲法法庭」審理，成功機率極低。即便啟動，過程也將導致政治對立進一步惡化，使國會與行政部門的關係幾乎完全破裂。
換句話說，「彈劾」在此情境下，更像是一種高度戲劇性的「政治訊號」，而非設計來解決行政僵局的制度修復工具。
這個訊號傳達了在野黨對現行憲政運作的極度不信任，但它無法有效回答：在「彈劾」程序之外，如何讓被卡住的法律重啟生效，使國家治理回復可預期的狀態？
真正的風險：憲政慣例的鬆動與立法權的貶值
這場爭議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彈劾是否成功，而是「憲政慣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的鬆動與破壞。
民主制度賴以長久運作的基石，不僅是白紙黑字的條文，更包括一套不成文的自我節制、政治默契與行為準則。將「法律公布權」由形式義務轉變為實質的「政治籌碼」，即是「破壞慣例」的惡劣行為。
一旦這種行為模式被確立為可接受的「政治操作」選項，未來的任何一位總統，都有可能援引此例行事。
屆時，被削弱的將不只是單一法案，而是：立法院作為最高民意機關，其通過的法律是否仍具有最終確定性？若國會的立法權能輕易被總統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架空，則台灣權力制衡的架構將徹底傾斜。
制度危機，超越單純的政治勝負
當前的社會情緒高度沸騰，但僅靠街頭動員或線上連署，並無法提供制度性的解方。民主政治的成熟，體現在其處理重大爭議時，能夠從情緒對撞中抽離，轉化為可被制度吸收和修復的答案。
此刻，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一場誠實而緊迫的制度對話：
1. 總統「公布權」的法律界線何在？ 如何強化其形式性與非政治性？
2. 面對總統「消極不作為」，如何設計更即時、低成本的補救機制？
3. 如何重新建立政治默契，避免因短期政治對抗而犧牲長期的憲政穩定？
「彈劾賴清德」，或許會被記錄為台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比事件更重要的，是它所揭露的更是結構性政治裂縫。當台灣的民意高度沸騰，但制度卻無法提供可預期的回應時，台灣的民主便將進入危險區間——不是因為誰「獨裁」，而是因為現行的制度已無法說服台灣人民它仍是否仍在「有效運作」？這，才是台灣必須正視的「憲政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