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民主社會最基本、也最脆弱的承諾。當一個涉及權力核心的案件，出現「標準鬆動」或「結果轉彎」時，公眾對法治的信任就會被嚴重腐蝕。近日在台南地方政壇延燒的立法委員陳亭妃親屬竊電爭議，正是一面映照台灣政治文化中「關說」（Guanxi）長年難解的系統性問題。
這起事件，不再只是單純的行政違規，而是揭示了行政裁量權在面臨政治壓力時，可能出現的扭曲與失衡。
案件始末：從明確違規到百萬罰單的成立
事件主角是民進黨立法委員陳亭妃的堂弟陳翰宣。根據台電台南區營業處稽查科在2024年2月的實地稽查結果，陳翰宣經營的兩處營業場所——早餐店「索宸極香」及自助洗衣店，皆被查獲電表遭人為改造，手法包括彎曲齒輪、破壞內部結構等，顯示並非單純技術疏失，而是有「明確竊電」的意圖。
依台電規定，確認違規後須依法追償電費並裁罰。台電於2024年3月5日出具《用電實地調查書》，計算追償電費及罰款合計新台幣約 160餘萬元。此調查結果與金額，當事人亦已簽字確認。至此，這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裁罰案例。
爭議核心：權力介入下的「對半減免」
真正引發社會譁然的，是案件後續的「行政大轉彎」。
據悉，在案件進行期間，立委陳亭妃服務處人員介入，向台電進行所謂的「協調」。最終，該案於2024年8月28日結案時，實際繳納金額僅剩80餘萬元，原本的追償與裁罰形同精準地被「對半減免」。
這立即引發了最關鍵的質疑：
這樣的結果，是制度本就允許？還是因為權力介入而產生的例外？
如果台電的追償與裁罰機制，原則上是依據用電量、違規期間、行為態樣計算，具有較高的固定性與標準性，那麼從160萬元直接大幅降至80萬元，必須有明確的法源依據、清楚的計算標準及書面說明。然而，目前外界尚未見到台電公開解釋減罰的具體理據。
特權如何侵蝕行政公平？
這起案件的爭議點不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打電話」，而在於為何行政機關會因為這通電話，導致裁罰結果產生如此巨大的落差。這揭示了台灣制度層面揮之不去的幾個核心問題：
1. 行政裁量權的邊界模糊：為何一般民眾無法「對半協調」？
行政機關擁有裁量權以處理特殊情況，這是合理的。但若裁量結果的調整幅度（50%）與當事人的政治關係高度重疊，社會公平性就會遭受質疑。
如果一般民眾因同樣的竊電手法與金額被裁罰160萬元，是否也能透過「協調」取得相同的減免？如果答案絕對是否定的，那麼這起案件就不再只是個案處理，而是行政權力在壓力下選擇性運作的縮影？缺乏公開透明的減罰標準，無異於為權力特許開啟方便之門？
2. 政治倫理的風險：民代「選民服務」的界線在哪？
立法委員協助民眾陳情、轉介或了解行政程序，是職責所在；但當服務對象是「親屬」，且案件涉及明確的違規行為和高額金錢裁罰時，介入的行為性質就從「服務」轉變為「政治倫理風險」。
民代服務處介入行政裁罰案件，容易被視為以職權對行政機關施加壓力。關說文化的危險性在於，它不一定需要明目張膽的違法，只需透過「打招呼」來創造一種「差別對待」的結果。即便最終程序上力求合法，但政治倫理的風險已然成立。
3. 公共信任危機：涉案者竟傳出參選規劃？
更讓地方議論的是，在竊電爭議尚未獲得釐清，行政公平性遭受質疑之際，該名涉案業者還傳出有意投入年底的里長選舉。
里長雖為基層公職，卻與公共資源、地方補助及治理高度相關。對於涉及明確不誠信行為的當事人，其誠信與守法紀錄理應接受更高標準檢視。這不僅是個人選擇問題，更是對公共信任與政治誠信的直接挑戰。
對民進黨改革敘事的檢驗
長期以來，民進黨自我定位為「改革」與「反特權」的政黨。然而，當涉及自家人時，社會期待看到的不是切割或模糊，而是更高標準的自我約束和透明度。
這起案件對民進黨而言，是一場價值觀的嚴峻考驗。如果口中的改革只是選擇性道德，無法約束核心權力圈內的行為，那麼再響亮的口號也將迅速被質疑聲浪淹沒。
我們必須正視的核心問題是：
制度是否缺乏足夠的韌性，來抵禦權力的軟性施壓？
關說文化的危害，在於它製造了一種社會認知：有關係的人，永遠有另一條路。當這種認知成為常態，守法者反而成為「吃虧的一方」，法治也就淪為形式。
不說清楚，關說就永遠不會消失
這起「竊電案」最終或許已在行政上結案，但留下的制度黑洞不該就此翻頁。
如果政治人物真心相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那麼面對裁罰大幅減免的爭議，最好的回應不是沉默或淡化，而是公開、透明、完整地說清楚每一個環節：減罰的依據何在？是否一體適用於所有民眾？
這起案件是一面鏡子，照出台灣社會最難根除的權力運作邏輯。如果連這樣的案件都能選擇輕輕放下，那麼「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句標語，終究只會是一句空洞的承諾。制度的完整性，遠比單一個案的金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