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媒｜記者馬兆麟／綜合報導
近年來，台灣多家徵信業者觀察到，外遇調查、婚外情蒐證諮詢量有持續成長的趨勢，實際成案量也同步增加。典範徵信社執行長詹驍籲指出，這類案件增加，並非單一偶發現象，而是通姦除罪化後婚姻糾紛處理方式的轉變，加上數位科技快速發展，使外遇行為更容易發生也更隱蔽，雙重因素交互作用下，外遇蒐證需求亦隨之升溫。
自2020年通姦罪正式除罪化後，婚姻糾紛的處理方式出現改變。過去，刑事責任往往是配偶面對外遇事件時最直接、也最具威嚇力的手段；然而，當通姦不再構成刑事犯罪，許多受害配偶開始轉而透過民事途徑，主張「侵害配偶權」進行求償。在此背景下，是否能提出具體、合法且具證明力的證據，成為訴訟成敗的關鍵，也直接帶動外遇蒐證需求的增加。
法律界人士指出，通姦除罪化並不等同於「外遇合法化」，而是責任從刑事制裁轉為民事救濟。實務上，法院在審理侵害配偶權案件時，仍高度重視外遇行為是否具備「持續性」、「親密性」與「可歸責性」，而這些要件，都仰賴證據佐證。然而，對多數一般民眾而言，要在合法且不侵犯隱私的前提下蒐集有效證據，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若自行蒐證過程涉及非法跟蹤、竊錄通訊或侵入住居等問題，反而可能衍生刑事責任。也因此，愈來愈多配偶在開始懷疑或諮詢律師後，會選擇尋求具備合法調查經驗的徵信社協助。
資訊科技發展快速，外遇更容易發生也更好隱藏
除了法律制度轉變，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也被視為外遇案件增加的重要社會因素之一。從即時通訊軟體、交友平台，到社群媒體與匿名社交工具，人際互動的門檻大幅降低，也讓婚外情的發展變得容易且隱蔽。
詹驍籲指出，與過去相比，現代外遇不再侷限於固定地點或實體接觸，許多曖昧與情感連結，也可能從線上互動開始並逐步朝線下發展。加密通訊、閱後即焚功能，以及多個帳號與手機的交錯使用，即使配偶察覺異狀，也很難掌握具體事證。這類「數位型外遇」不僅增加蒐證難度，也延長受害者處於不安與猜疑中的時間。
徵信社外遇調查蒐證諮詢量與成案量同步成長
對於這股趨勢，長期處理婚姻與情感案件的徵信業者感受尤深。典範徵信社表示，近年關於劈腿、婚外情的諮詢案件數量明顯增加，且實際成案比例也同步上升，顯示民眾不再只是「懷疑」，而是更積極地付諸行動、釐清真相。
詹驍籲說明，在通姦除罪化後許多當事人對自身權益的認知更為清楚，知道即便無法追究刑責，仍可透過民事途徑維護尊嚴與權益。「我們也發現，民眾對蒐證風險的意識同樣在提高，越來越多人會在一開始就詢問是否合法、證據能否在法院上使用，而不是只求『抓到人』。」
合法調查成為基本門檻，小心違法蒐證反傷自身
在實務操作上，合法性已成為現代外遇蒐證不可忽視的核心原則。詹驍籲指出，徵信調查並非無所不能，任何行動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進行，包括公共空間觀察、行為紀錄的合理範圍，以及避免侵害第三人隱私等。「有些民眾一開始情緒非常激動，會想用極端方式蒐證，但這往往是最危險的。」他表示，專業徵信團隊的價值，不僅在於蒐集資料，更在於協助當事人保持理性、評估風險、判斷證據是否足以支撐後續法律程序，避免因一時衝動而承擔不必要的法律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外遇案件帶來的影響其實並不僅止於法律層面。長期處於猜疑、背叛與情緒壓力中的配偶，常伴隨焦慮、失眠、自我否定等心理狀況。詹驍籲指出，現今徵信服務已逐漸從單純的調查角色，轉向整合式服務，視個案需求提供法律諮詢、心理輔導資源轉介，甚至協助當事人思考後續關係修復或理性分開的可能性。
「有些人蒐證的目的不是為了訴訟，而是想確認自己是不是被欺騙，才能決定下一步怎麼走。」他表示，在這類案件中，專業團隊更需要扮演穩定情緒、提供客觀資訊的角色，而非煽動情緒使衝突升級。從整體趨勢來看，徵信社外遇蒐證案件的增加，反映的不只是個人道德問題，更是社會結構與制度轉變下的縮影。當法律責任型態改變、科技重塑人際關係，婚姻中的信任與風險管理，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