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台中葉姓房仲日前以高報酬投資為由，六年吸金高達23億元，41名親友與員工淪為「人肉提款機」，背負鉅額債務，家庭與人生陷入長期困境。此案表面為惡性經濟犯罪，實則台灣反詐機制、金融監理體制及勞動保護制度全面失靈的縮影。若社會僅聚焦個別犯行之貪婪與狡詐，而忽略制度層面的長期鬆懈，等於為下一波類似災難預留空間。23億元並非偶發，而是治理缺口累積的必然結果。
台中西屯區葉姓房仲吸金23億元。民眾提供
據了解，葉嫌以「月息4%、年息48%、兩年回本、八年四倍」等不合理高報酬為誘餌，長期向親友與員工吸金。此類報酬結構，在健全金融體系中本無立足之地，卻能在現實社會中屢屢得逞，癥結不在話術高明，而在社會環境的深層焦慮。高房價、低薪資、退休保障薄弱、階級流動趨近停滯，使許多民眾對正常工作與未來缺乏基本安全感。
在台灣結構性不安全感籠罩下，高報酬誘惑自然成為寄託翻身希望的出口。此非單純理財誤判，而是社會無法提供穩定預期的治理後果。
更深層而言，這反映出台灣經濟結構的系統性失衡：長期以來，房地產泡沫化推升生活成本，卻未伴隨薪資成長與社會福利的同步升級，導致中下階層在「正常努力」中難以累積財富，轉而尋求高風險捷徑。這種結構性傾斜，不僅放大個體脆弱性，更在宏觀層面助長非法集資的土壤，讓詐欺從邊緣現象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更應重視者，本案並非純粹金錢詐騙，而是職場權力不對等與金融制度漏洞交織的複合型犯罪。葉嫌誘使員工掛名人頭負責人、擔任連帶保證人，設立多家空殼公司向銀行大量申貸，最終將債務風險悉數轉嫁基層員工。這些員工並非專業投資者，卻在上下從屬關係中，被迫承擔自己難以理解、更無力負荷的法律與財務責任。
此一現象凸顯職場結構的權力失衡：台灣中小企業主導的勞動市場中，雇主往往握有絕對優勢，員工在就業不穩定與升遷壓力下，難以拒絕不合理要求。這不僅是個案，更是勞動體制長期未建立權力制衡機制的結果，形同將基層勞工嵌入犯罪鏈條的弱勢位置。
當雇主以「幫忙掛名」「替公司出面」為由施壓，拒絕即可能影響工作權與升遷機會，此種現象絕非孤例，而是長期職場制度忽視弱勢勞工保障的結果。政府多年強調勞動權益，卻對「人頭負責人」與「連帶保證」之濫用缺乏實質防堵機制，形同默許基層勞工淪為犯罪結構中最脆弱的一環。
從結構視角檢視，這暴露勞動法規的執行落差：雖然法規表面上保障勞權，但缺乏針對權力不對等的強制介入工具，如匿名舉報機制或自動審核雇主要求，導致弱勢者在結構性壓力下淪為犧牲品。
金融監理之責同樣難辭其咎。本案中，多家人頭公司短期內向數家銀行申貸上億元，負責人背景高度重疊、資金流向異常集中，卻未能在授信階段即時阻斷。銀行於授信審核時，是否確實落實營運實質審查與資金用途追蹤？抑或僅憑名義負責人與不動產擔保，即一路放行？當金融機構過度追求放款績效、輕忽社會風險；當監理機關僅能事後追責、難以事前預警，詐欺行為自然沿制度縫隙擴散。
此非單純道德議題，而是治理結構的系統性缺失。更進一步分析，這反映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偏差：台灣銀行業高度依賴不動產擔保模式，卻未同步升級大數據風險評估工具，導致異常交易在結構盲點中滋長，放大系統性金融風險。
社會輿論常有簡化傾向，將責任推回受害者，指責其貪心或缺乏判斷。此種論調雖易出口，卻無助根本解決。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為何輕信」，而是「為何不得不信」。當社會無法提供合理收入、適正房價與可預期退休保障，卻又充斥快速致富神話，便在制度層面間接鼓勵高風險投機。葉嫌並非憑空出現的異類，而是此種焦慮土壤孕育的產物。從結構性角度剖析，這是多重制度失靈的交匯：經濟政策偏向資本導向，忽略收入分配公平；教育體系強調成功學，卻未普及風險教育；媒體與社會文化放大致富神話，強化民眾對結構不公的無力感，進而推升對捷徑的依賴，形成惡性循環。
檢方依法起訴並建請從重量刑，自是司法應有作為；然法律僅能懲治已發生之犯罪，無法單憑加重刑度阻絕後續災難。若政府僅滿足於「偵破一案、宣告結案」，而不從金融監理、勞動保護與社會安全網三面向同步補強，類似鉅額吸金案必將層出不窮。
政府主管機關應正視並回應以下治理課題：
一、金融監理如何由事後懲處轉向事前預警與即時攔阻機制？
二、如何建立有效防火牆，防止基層員工被迫充當人頭負責人或連帶保證人？
三、如何從制度設計與国民教育入手，逐步降低社會對「快速致富」的結構性依賴？
詐欺犯罪已非單純刑法議題，而是金融政策、勞動制度與社會安全網交織的綜合治理挑戰。當一個社會讓台灣民眾產生「不冒險就無未來」的集體認知，非法集資與吸金行為便難以根絕。
23億元吸金案，已不再是單一悲劇，而是對台灣治理體系敲響的最後、最刺耳的喪鐘：當制度持續背棄台灣人民最起碼的安全感與未來預期，台灣民眾就會被迫將一生積累的信任、血汗與家庭當作籌碼，投入一場註定血本無歸的賭局；當監理機制對漏洞視若無睹、縱容犯罪結構肆虐，不肖之徒就會無所忌憚地以最卑劣的謊言，掠奪一代又一代人的未來，把無數家庭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若執政當局仍沉溺於「抓一個、關一個」的表面文章，拒絕直面結構性潰敗，只想用更重的刑罰掩蓋更深的無能，則我們將無可避免地目睹下一個「50億」、「100億」，乃至規模更駭人、傷害更殘酷的連環浩劫。那一刻，台灣社會的怒火將不再燒向受害者的「輕信」，而將徹底指向真正的罪魁禍首——長期、系統性、不可饒恕的台灣治理崩壞。
這崩壞一旦坐實，台灣社會的信任根基、中產階級的存續、世代公平的底線，將面臨徹底、不可逆轉的瓦解。23億，已是鮮血淋漓的代價；再不以雷霆手段徹底根治結構性病灶，下一個更大的數字，將成為對所有推諉、懈怠、麻木不仁的最終、最無情的判決。
治理失能無小事，代價卻無止境。警鐘已碎，豈容再裝聾作啞？若再遲疑，台灣將為自己的集體失智付出最沉痛、最難以承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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